作者 / 汀妹

电影《老兽》在第54届台北金马影展获得最佳原著剧本奖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后,我们第二次见到导演周子阳。影展上,这部讲述当代北方城市生活的影片获得不少影评人认可。片中,为了取回被挪用的手术费,儿女们绑架了父亲老兽。

“60多个”

和今年7月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时类似,周子阳一次次回忆影片拍摄的初衷,解读片中超现实的表达方式。采访结束,他打开窗户透口气,说当天的采访已经被排到夜里11点。那时,离《老兽》上映还有5天。

这是目前国内大大小小电影展的大致数量。近日,FIRST影展电影事务部总监段炼在一次发布会上,抛出这个他粗略统计的数字,像是第一次把“电影展”作为一个行业,或是一个学理性研究的对象,提了出来,摆在公众面前。

周子阳2015年就写完了剧本,但直到影片开拍前半年,《老兽》还没有拿到任何投资。2016年5月,接连被两家影片投资公司拒绝后,几位朋友这个两万那个三万为他凑了一点钱,他决定先拍出片子再说,并随手把本子拿到了第10届FIRST创投会上。

这个数字多么?它象征着中国电影展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

没想到在FIRST创投会上入三十,入十二,最终得到了王小帅的监制和支持,2016年7月,《老兽》在第10届FIRST创投会上拿到青年影展创投基金,并获得1万美元的当届阿里影业A计划。剧本发展金。2017年初,《老兽》拍摄完成,12月,影片获得金马奖后上映。

并不!根据维基百科显示,北美的电影展共有156个,是目前国内的两倍多。而且,北美电影展的类型多样,公路电影节、恐怖电影节、黑人电影节影展等等,各类型应有尽有,是国内完全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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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兽》被阿里影业视为一次成功的投资案例。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数量少,而且类型单一。即使我们票房赶超北美,但是电影文化产业发展仍然相去甚远。甚至说,对比国内的音乐节市场,竟然都比电影节市场丰富热闹许多。根据《2017年中国音乐节市场报告》显示,国内音乐节品牌已超800个,2017年有近300个音乐节举行,同比增长33.8%。

2015年10月28日,阿里影业联合优酷土豆等机构启动了这项关于孵化青年电影人才的A计划,计划在未来三年投入10亿元用于孵化专项资金。到2017年,由A计划支持的《在码头》、《追踪》和《被阳光移动的山脉》等影片均告拍摄完成,其中《追踪》同样来自于电影节,在2010年它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项目创投。除了《老兽》的金马奖,《在码头》和《追踪》还入围了釜山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

一个电影展市场发展,与一个国家的创作、产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国内电影展,才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近两年市场上,迎来了电影展发展的小高潮,各个电影展之间竞争白热化,互相抢重磅影片的首映;国内的优质影片迎来了多个电影展多维度的曝光;很多电影展开始实现盈利,得到融资;二三线城市电影展呈现增长……

除了阿里,其他各式青年电影人才计划也正在为年轻电影人提供支持。比较早的就有中国电影基金会下属的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2014年基金设立后,开始搭设公益服务平台,开展电影评选和奖励活动。今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奖的《暴雪将至》,就曾在2016年入围过这项基金项目。

是时候,把“电影展”作为一个行业,探讨它的现状、困境、前景以及盈利模式的多种可能。

一度被誉为独立电影教父的贾樟柯,则自2006年就一直在以各种形式扶持青年导演拍摄电影作品。2006年12月,他的第一届电影青年训练营正式启动,以工作坊的形式训练青年导演进行短片拍摄,协助进行后期推广。2010年,他又创立了添翼计划,为青年导演的的新片担任监制和制作人。

国内影展生态:运营困难、资金短缺、夭折不断

目前,添翼计划已经推出了7部影片,其中导演韩杰的处女作《Hello!树先生》曾获得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在探讨前,先来说下“电影展”是什么?

而与20年前贾樟柯拍《小武》时不同,如今的电影节展不仅在竞赛单元中为影片提供机会,还通过创投单元帮助影片对接产业上游,寻找投资。

对普通观众来说,电影展是针对影迷的放映活动,可以看到很多平时在电影院看不到的电影。本文不对电影展的具体含义做结论,只定义有品牌效应的电影展。它必须是,举办两届以上,展映10部以上,时间超过两天,有固定的连续的品牌输出的电影展。

上海和北京的电影节都设立了中国电影投目创投单元,上影节曾扶持过《钢的琴》和《白日焰火》等知名影片项目。在过去十年间,来到这里的导演们包括杨树鹏、彭浩翔和杨庆,都被视为和主流商业大片不那么亲近的导演。

国内最早的影展来源于1949年后外交性质的国别电影展,符合以上定义的品牌电影展,大多依靠于连续举办的电影节。最早是1989年创办的哈尔滨冰雪电影节影展;其次是1992年创办的中国长春电影节影展;然后才是国内首屈一指的A类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展。

更多的电影节展则将注意力直接放在青年导演身上。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FIRST影展创始人宋文说,市场要有一个机制,让那些有才华的最早期的年轻电影人找到艺术自信,找到创作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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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11年的FIRST影展已经是国内最成熟的青年影展之一。近几年间叫得出名字的新导新作,不少都从这里起步:2014年忻钰坤的《心迷宫》、2015年王一淳的《黑处有什么》,2016年马凯的《中邪》和张大磊后来拿了金马奖最佳影片的《八月》,以及今年的《小寡妇成仙记》。

当然,这些年轻导演并不一定会将艺术片和独立电影作为自己永远的创作对象,但以3年为周期,从2014年开始的一大批青年导演扶持计划,到今年终于实现了一次小规模爆发。2017年,国内院线上映国产影片超过200部,其中艺术电影15部,超过2016年的10部。除了各种国外的独立电影展,这些影片也在釜山金马等国内外影展上频频露脸。

除了这些政府性质的电影展,还有大使馆等外交机构策划的品牌电影展。比如近年来,比较有影响力的欧盟影展、法国影展、德国电影展,而韩国影展则时断时续,日本则大多在国际电影节上举办日本电影周,意大利也于去年举办了首届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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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间电影展的发展,则比较晚,是伴随着数码技术发展而来的。根据张献民《中国独立电影的影展简史》,2000年以前,北京电影学院来自台湾的硕士生庄仔,曾在咖啡馆或酒吧定期举行国外大师的放映活动,有了民间影展的雏形,也影响了贾樟柯、王小帅这批第六代导演。到了2001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标准放映厅,举行了首个独立影像展。之后几年,大小规模的影展如雨后春笋,华语青年影像论坛、新人电影节、FIRST影展、西安民间影像展等。这些影展,开启了独立影展的时代。

在拿到阿里影业的一万美元和王小帅的监制之前,周子阳本来要选择和毕赣一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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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毕赣用亲戚朋友凑出来的20万勉强开机,拍完了后来拿到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的《路边野餐》。成片完成后,制片才加入其中,并开始负责影片的后期宣发,为导演提供资金支持。

在2014年之前,这也是大多年轻导演的必经之路。他们要么自己凑钱拍出影片,之后寻找电影公司负责后期制作,要么去参加北京和上海电影节的的创投会,获得和电影公司洽谈的机会,从它们那里得到资金和资源。

但无论是哪种性质的电影展,在市场中存活下来是首要问题。“虽然发起人都是文艺青年,但也不得不考虑市场运营的问题。”民间独立放映机构“后窗”创始人之一杨城曾在2013年采访中,如此强调了盈利的重要性,当时“后窗”的出资方为南京后窗文化,放映的版权费、渠道与营销花费一年大约在两三百万。杨城展望了未来盈利模式,实行会员制,实现主题影展的融资与赞助。

但每年举办一次的电影节上,能够入围的电影项目往往只有30部左右,不少类型特殊的项目往往在第一轮筛选中即被淘汰。

但三年后,后窗转型做起了电影宣发——放大电影。同一年,后窗所在地南京,办了十四届的独立电影展夭折。“后窗”的转型、独立影展夭折,侧写了国内电影展发展的困境与无奈。国内有太多电影展,除了在运营与资金上出现问题,在主题主张上也频频“触礁”。历史最久的哈尔滨冰雪电影节影展,2012年因为唯票房论的主题,以及突然引入无法令人信服的评奖,遭到了导演抵制、舆论抨击,从此再无下届;

青年影展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机会。地方政府也乐于举办这样的活动,除了西宁,今年,由浙江省委宣传部等主办的浙江青年电影节也到了第四届。2016年第三届电影节时,展映片单中已经有《塔洛》、《长江图》和《八月》等作品,今年项目创投单元则直接与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合作,影展与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同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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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小型制片公司也投入到了艺术电影投资之中。之前,业内有一些专门投资青年导演和文艺片的公司和机构。比如方励和他的劳雷影业,李玉、娄烨、王超都从方励这儿拿到过他们的第一笔投资。2016年上映时,尽管《路边野餐》的影片票房刚过600万,但比起极低的制作成本,它的投资回报率实际上超过了不少大片。

到了2017年,导演们获得投资的方式变得更加丰富。除了常规的电影节展,许多大型制片厂也参与到中小成本严肃题材的影片中来,郑大圣的《村戏》,由于参与了作家出版社与央视电影频道合作的文学电影拍摄计划,它获得了百城映像和上海电影集团、深圳广电深影厂的共同投资。2015年,影片《大护法》由于资金不足,全片完成60%时曾在Kickstarter上发起众筹,以完成后续制作。到2016年,影片获得了优酷土豆500万元的投资,并在宣发阶段拿到了光线彩条屋的投资。

还有号称要成为“东方戛纳电影节”的青岛国际电影节,2013年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启动仪式,请来了“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妮可·基德曼、伊万·麦克格雷格等一众好莱坞巨星站台,然而5年过去了,毫无动静。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近五年来的电影市场繁荣。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场论坛上,《看电影》杂志主编阿郎甚至说,《路边野餐》能够上映,我觉得应该感谢《小时代》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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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到2016年的金马影展,先是《路边野餐》击败《左耳》和《我的少女时代》获得最佳新导演奖,后是张大磊的《八月》获得最佳影片奖。两部影片获奖均带来了巨大的话题效应,到2016年5月,制片人方励为吴天明遗作《百鸟朝凤》跪求排片的行为,一举将艺术电影面临的种种困境摆在了大众面前。《百鸟朝凤》的票房成绩最终定格在8600万。

于是,时候到了2017年,用《村戏》导演郑大圣的话来说,是最近三五年以来,有独立表达且达到相当品质的影片集中爆发的一年。其完成度也是历年以来相对最齐整的一次。

流产的青岛国际电影节,最主要的问题是万达的重心不在于此,而在东方影都上。国内有很多类似的地域性电影展,更多的是为地产或旅游项目作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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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电影展到底要依靠怎样的模式,才能赋能其价值?

郑大圣又补充,它(这次爆发)需要各方,包括创作方、观影群、策展方和影评人,当然还有审查方的努力。它极力的试探和挣扎,没有死掉,就一直这么蹒跚着崎岖而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更迭、有升级、有沉浮,它就是这么养起来的,现在是刚见着好的开始。只要不被意外中断,它就会变成一个自我良性循环。

品牌效应的最大化:官办电影节瓶颈与百老汇院线突破

缺哪个都不行。

上海国际电影节开了国内大师展、国别主题影展的先例,后来的电影节争相模仿。各个电影节的策展逐渐变得大同小异,互相之间竞争体现在“抢重磅影片的首映”,比如欧洲三大电影节影片的首映,谁拿到谁今年的呼声似乎就更高。上海与北京争抢成了每年的重头戏,近些年发展猛进的FIRST青年影展都加入了这一竞争。

愿意为艺术电影投资的制片公司在增加。2017年的FIRST青年影展,除了作为创投首席合作伙伴的腾讯影业,报名创投会环节的资方共有116家,而IT桔子上声称投电影项目前期或实际投拍的相关产业链上的投资公司接近1000家。

这一风向导致了国内电影展的同质化越发严重。早些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因为日本片的相对“卖座”,逐渐把“日本片”做成品牌,每年增加日本电影展映数量,同时请到了豪华主创阵容造势,黄牛票炒到了上千。而现在,竞相模仿的国内电影展,逐渐失去了品牌效应。突破性的电影节影展策划,显得越发重要。相对来说,院线运营的电影展有了突破发展。

《路边野餐》上映后,毕赣变得格外乐观,比如我下一部拿1000万(元)非常容易了。有制片和监制帮我处理这份工作,这笔资金(就可以)去拍自己想拍的电影,这就是火热的市场带来的好的地方。2016年,忻钰坤的第二部作品《爆裂无声》拿到了4家公司将近6000万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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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67届柏林电影节,由哪吒兄弟影业投资的首部动画长片《大世界》获得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接受采访时,哪吒兄弟创始人杨城说,公司在前三年将专注于做低成本电影,并且只做三种电影:低成本的动画电影、低成本的剧情片和低成本的纪录电影。12月举办品牌发布会上,他们发布了两部新片计划:依然由刘健导演的新片《上大学》和青年导演闫啸林的《难念的经》。

艺术片宣发也在成为一门生意。同样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少年巴比伦》的导演总结,从商业行为来讲,艺术电影也能够实现盈利,它真正回收不是靠运气做,是靠多元手段和商人思维。

2013年,“后窗”曾与卢米埃影院旗下的12家影院合作,试图通过策划主题电影展,建立“艺术电影院”品牌效应,当时负责“后窗”渠道的水怪就曾预测,“随着市场不断细分,艺术电影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经营者认识到。”

由于首日票房常与排片量形成反馈循环,艺术电影的宣发常常极为依赖话题等非常规宣发方式。2016年底,日本动画《你的名字》以4亿票房被业内人士估算为年度盈利率最高的影片。光线彩条屋影业的CEO易巧说,他们为了宣传这种在国内知名度不高的作品,专门做了一套新海诚电影滤镜,上传到社交网络。

但这一模式,真正在内地的实践者不是卢米埃,而是来自香港的百老汇院线。百老汇在圈内最著名的是举办了7届香港影展,这个原本只是2012年在北京的影展,逐渐扩充到“北上广”3个城市,然后又从3个城市发展到8个城市。到了2017年,香港回归20周年,第6届香港影展一下扩展到了14个城市,一炮打响了名声。

而今年的《二十二》和《冈仁波齐》等影片,无一例外是通过网络大V和明星转发制造话题。营销公司朔果莲莲的苏北淇在接受采访时说,由于经费有限,他们先通过自产内容获取关注流量,再找明星发起声援。最终,冯小刚的推荐《二十二》的微博已转发超过10万,影片排片也从首日的1%开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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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百老汇电影中心总监麦圣希说,必须要给到艺术片很长的呼吸的周期。在开始甚至可以一天只放一场两场,让它慢慢地建立口碑,才能延长艺术片的生命。

因此,作为单独的艺术电影院线,他们会为新导演安排更多的场次和更久的放映时间。这种定位也为百老汇电影中心带来了一定的收获在这家艺术影院里,艺术片由于拥有较长的放映时间和发酵周期,往往会比商业影片的票房更高。2010年《春娇与志明》内地总票房为200万元人民币,百老汇电影中心一家就贡献了20万。

同年,继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艺术影院之后,百老汇在深圳开设了第三家艺术电影院,其他几家艺术电影院的项目也在洽谈中。百老汇旗下的50家影院也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艺术电影院的影展放映,真正通过电影展为自己院线品牌加值,打出了差异化经营。“整个电影展品牌,会让观众形成一个印象,百老汇除了会放常规的商业片外,还不断地会有新东西。”百老汇电影中心策展人杨洋告诉电影情报处。

今年,这种将商业片和艺术电影进行院线分割的方式也在得到推广。2016年10月,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在长春正式启动,全国31个省市的上百家影厅加入,保证每天至少放映三场艺术电影,每周至少保证10个黄金场次放映。到2017年,已经有145个城市的433家影院宣布加入。8月25日,奥斯卡奖作品《海边的曼彻斯特》通过该联盟正式放映,一个月共有21万人次观影,票房收入799.7万。

1996年,香港安乐电影公司在九龙油麻地开设了第一间百老汇电影院,尔后扩张了4家。其中有一间叫Kubrick,经常放映一些已经下映的电影,还放映一些香港非主流的独立电影,而且这个地方不仅卖电影票,还卖书、卖碟和售卖甜点咖啡饮品,是第一家百老汇艺术电影院的雏形。

不过,即使是百老汇电影中心,其影院盈利也并不乐观。此前在接受1905电影网采访时,一位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宣发人员称,百老汇电影中心曾做过统计,文艺片和商业片的排比是1:10,但上座率却只有1:3,可以说钱都是从商业片那边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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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熟的艺术电影宣传方式和分线发行模式搭建完成前,更多人将希望寄托在在线视频平台。在12月的大数据时代,电影工业的挑战与机遇沙龙上,淘票票总裁李捷说,艺术电影的未来不在更看重营利的院线,而是在互联网上。

2014年,娄烨导演的《推拿》在结束院线放映后在网络视频平台上线,《路边野餐》同样选择了网络发行渠道,首次尝试单片付费点播模式,一周点击量775万。邢健导演的《冬》,虽然院线排片极低,却在网站获得了500万点击量。麦圣希说,在合法的情况下,分散的网络发行也适合小成本文艺片,可以完成长线放映。

2009年,百老汇在北京万国城开设了第二家艺术电影院,同样配有书店和咖啡店。但不同的是,因为审查环境不同,国内艺术电影院,只能通过一边放映普通发行的商业片,一边通过申报不同的主题策展来放映艺术电影。百老汇与德国电影协会,法国电影联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以及各个国家大使馆都有合作,保证每个月会有1到2个影展,一年会有10-12个影展。

也有影片进行其他尝试。取得龙标,入围金马后,郑大圣导演的《村戏》并未直接选择院线上映,而决定通过大象点映的众筹平台发行。国产艺术片进入大象点映片库中供发起人选择,放映活动在合作的正规的影院进行,而后进入常规分账体系,点映活动的发起人可以与片方、影院分享票房收入,一般可获得10%的票房分成。

虽然国内做艺术电影的人都哭穷,加入艺联的电影院也不能保证排片,但根据杨洋的说法,目前百老汇三家艺术电影院的盈利状况都很好。“我们定位比较高端,票价也比较高。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好好策展选片,好好去拿资源,好好宣传营销,再提供好的服务。事实证明,影迷是买账的。去年开始,我们有很认真地在开发周边这块,然后把微店也做起来了。我们也是逐渐发现影迷消费潜力很大。”

目前,影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已经通过该平台完成点映,2016年公映过的《塔洛》和《我的诗篇》也正在大象点映片库序列里进行长线放映。

中国电影展的未来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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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院线想要加入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有数据分析师认为,这是因为院线想要通过艺术电影放映打出差异化经营品牌。

2011年,经历多次改档后,导演张猛的作品《钢的琴》上映。它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会的获奖项目,演员王千源还凭借它拿到了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最终影片票房数据是270万,当时有影评人称,如果能晚几年,《钢的琴》面对的机会可能要好很多。

但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院线都能做“艺术电影”阳春白雪的美梦。毕竟艺术电影的受众有限,虽然国内艺术电影的票房天花板一直在被不断地抬高。但不是人人都能复制百老汇艺术电影的模式,更重要的是打出多样化放映的经营品牌。再者,百老汇放映的电影也不都是艺术片,香港影展放映的很多都是经典商业片。

2016年,开心麻花的第二部院线影片《驴得水》上映,这部话剧感强烈的黑色喜剧累计票房1.73亿,收益率为476%。

其实大部分院线加入,都是为了《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部电影。这部原本在全球狂卖的商业片,通过艺联独家发行,不断刷新艺联发行影片的票房记录。按照《三块广告牌》的套路,艺联应该顺势推进这部电影的全国发行,但是艺联却没有这么做。借此,反向倒逼了更多院线加盟。

2017年,成本约1000万元的《冈仁波齐》接近1亿票房,资方拿到200%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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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战狼2》接近60亿的票房正如我们在年度票房中说的,它可能是1980年代那部《少林寺》的翻版,一个爆发性的产品与电影业本身的发展并不相关可能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乱糟糟的繁荣让资本和人才密集进入电影业,而差异化的产品可能会成为一个受益者。

以每张电影票30元计算,当影片票房达到20亿时,主流的电影观众几乎全都看过一遍影片,之后除了二刷三刷的观众,它已经触及到了潜在的、或者说平常不看电影的人群。

院线发挥“电影展”品牌效应的真正突破点,在二三线城市。根据百老汇的香港影展反馈,二三线城市的热情度更高。北京、上海是“电影展”最为饱和的两个城市,百老汇新开的深圳艺术电影院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瓦尔达回顾展。而北京MOMA则选择不做,因为北京国际电影节与法国电影展都策划放映瓦尔达的电影。

就像年底《芳华》带动的父母辈观影潮,这些观众可能一年只看了一部电影,但观众类型的多元化转变,说明中国电影的观众群体依然有扩大的可能性,这对拥有41179块银幕但面临增长停滞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而北京、上海这类饱和城市,真正需要突破的是更独到的策展能力。“策展其实就是将本来一个个独立的电影,经过自己构思,重新排列组合,产生新的化学反应,从而产生新的影响力。”后窗、放大电影的创始人之一水怪告诉电影情报处(ID:dianyingqingbaochu),重新排列组合的标准与维度,才是策展最核心的问题。而目前国内所呈现的状态,还是比较单调,就跟连锁的便利店一样,货架上摆放的物品大同小异。独特的影展即使时间过了很久,还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尤伦斯八年前的“西天中土”印度独立电影展。

当然,对于电影来说,与所有人期待的繁荣最相关的,还是审查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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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影展电影事务部总监段炼也认为,目前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展不够多元,不能怪投资环境不好,“作为策展人的我们,本身就有很多需要努力,需要进步的空间。融资环境好坏是根据你策展所创造的价值来的,让资方意识到你的价值,才会形成良性循环。”

国内电影展的未来,只有真正抛弃“挣快钱”的地产旅游项目后,依着品牌化、差异化经营的模式,才能真正朝着一个多元的良性生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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